达拉斯·斯麦兹

达拉斯·斯麦兹

达拉斯·斯麦兹
    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 Smythe）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泰斗。他是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学派。他参与并影响了呼吁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国际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

个人简介

    达拉斯·斯麦兹1907年生于加拿大。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受业，1928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达拉斯·斯麦兹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他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学派。他是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体的典范。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1992年9月6日去世。

理论贡献

    斯麦兹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受众商品论”。

    斯麦兹指出，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则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它们都不是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早在1951年，他便提出，商营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人力（注意力），由此奠定了其后他的受众商品理论。1977年他发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 spot of Western Marxism）一文，标志着受众商品理论的形成，引起了批判传播学领域的热烈辩论，并成为批判传播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
    根据斯麦兹对广告驱动性大众传播商品形式的研究，节目在广播电视中也许是有趣的，更经常是有用的部分；但大众媒介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娱乐、言论和信息，却不是它最重要的产品。它们都像20世纪出售啤酒的小店通常采用的方法一样，是“免费午餐”。这种“免费午餐”是用以吸引顾客登门饮酒的。以广告费支持的电视媒介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此时，测量受众的公司便能够计算他们的数量多寡，并区分各色人等的类别，然后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广告者。媒介则根据“产品”（受众）的多寡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也就是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所以，媒介公司的使命其实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这便揭示了商业广播电视的真正商品——尽管是临时形成的商品——受众群体。它解释了广播电视时段具有价值的原因、广告客户和媒介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受众测量机构存在的理由，从而将媒介行业的本质牢牢地置于经济基础上。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

    斯麦兹坚信传播在信息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提出，“传播是世界所有矛盾聚集的焦点”。

    他认为，对社会过程，特别是对技术的考察，应该置于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对传播和媒介行为的考察，也应如此。传播是重要然而常常被学者忽略的盲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架构中的盲点。此言既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引起轩然大波，斯麦兹受到非难。特别是，斯麦兹还对传播学研究有自己的独特想法。

    1954年，斯麦兹发表了《对传播理论的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Communication Theory）一文。这篇文章是对传播研究方法论的探讨，1953年先是以意大利语发表在意大利刊物上，其后才以英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抨击了传播学研究中“逻辑实证科学理论的”方法，主张一种“制度历史理论的”途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权威人物克拉珀（Joseph Klapper）。

实践贡献

    斯麦兹始终对公共利益倾注关切。作为媒介的公共利益专家，他希望在广播电视、卫星这些公共领域里实行有效的公共控制。

    斯麦兹积极参与了呼吁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NWICO）的运动，这一运动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传播政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运动发生的背景是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壮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增强及其与西方新闻价值观的斗争。这些，恰好与西方传播学界的批判学派一拍即合。结果，两方面的同步发展和相互促进便产生了这一独特的国际运动。

    斯麦兹参加了1969年UNESCO召开的蒙特利尔会议，那是形成“新秩序”概念的最初几次会议之一。他提出的“依附理论”武装了第三世界的学者和政治家。斯麦兹的学生古拜克将政治经济学用于对全球电影业的研究，在UNESCO活动的高峰时期提供了政策研究的基础。但是，当运动进入高潮时，斯麦兹却被排斥在外。最终，这一运动以UNESCO的妥协而流产。

    由于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斯麦兹关注阿连德政府时期的智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1973年3月，他向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提交了一篇论文——《自行车之后会是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当时他刚刚访问中国归来。他对中国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倾注了热情。在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引进消费主义概念时，他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改革开放之初，斯麦兹曾再次访问中国。当他对上海电视中的西方商品及价值观表示忧虑时，上海电视台的领导向他保证说，中国进口西方商品是有限的。于是斯麦兹的夫人说：“你不可能只怀一点孕（You cannot bea little pregnant）”。

    她的意思是，是胎儿总要长大的，西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也不是能够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的事物。他们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尽管他们心向往之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的认识和解释不同。与所有批判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样，每当有一种可能促使资本主义改道的实验出现时，他们总是全力关注、积极支持；只是，历史让他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了——这个世界是不那么容易根本改变的。斯麦兹深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

    但他显然怀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同时，阅读斯麦兹对中国的研究报告，也可以发现，虽然在参与现实的活动中，斯麦兹是热情的；但在理论研究中，他保持着作为学者的冷静。

参考资料

[1] 新闻写作网 http://news.bjd.com.cn
[2] 传媒学术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