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也鲁

余也鲁

余也鲁江西奉新人，生于1924年。余也鲁教授是传播学“鼻祖”施拉姆的入室弟子。1983年开始招生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广告专业，是中国广告教育的开端。最早提出设立想法的是老报人徐铸成先生。随后，他联络了当时任香港大公报负责人的刘季白和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系讲座教授的余也鲁两位先生。谈到厦大新闻传播系广告专业的最终成功落地，功劳簿里要重点提及的便是余也鲁教授。他是传播学奠基人宣伟伯博士的入室弟子。他以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及远见，从国内广告界蓬勃发展的趋势中，看到了对培养广告行业人才的必要性。为此，他开始为厦大新闻传播系的筹建积极奔走。在得到了联合基金会及史丹福大学的鼎立支持后，筹建工作从经费、师资、图书以及教学设备的软硬件方面均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余也鲁会见汪道涵

(1924—)江西奉新人。获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院传播学硕士学位。曾任香港浸会学院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传理学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传播硕士班主任及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亚洲传播教育及专业设计专门顾问。现任香港海天书楼总编辑，海天资讯企业董事会主席，澳门东亚大学、香港理工学院、香港岭南学院及厦门大学学术顾问，国内多间大学客座教授。

1967年到香港浸会学院创设四年制传理学系，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1974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讲座教授，兼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及传播学主任。1978年创设研究院传播硕士班，担任班主任。曾主编英文《传播季报》，著有《传播教育现代》、《杂志编辑学》、《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中国传播资料摘萃》等。余也鲁也曾随施拉姆于斯坦福学习传播学。

1983年开始招生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广告专业，是中国广告教育的开端。余也鲁是发起人，当时就任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院主任。尽管中国广告刚刚恢复没多久，余也鲁已经从广告界蓬勃发展的趋势看到对人才需求必将成为一大难题。为此，他力主厦门大学拟议成立的新闻系应包含大众传播的研究，并在新闻专业外另设广告专业。

余也鲁为此付出的心血难以想象，收集国外资料、培训师资、联络境外专家讲学，事事亲力亲为；乃至为了选择一位优秀的英文教师，打越洋电话，同美方候选人倾谈半个钟头，了解到对方能力才放心。北京广播学院才设立第二个广告专业。其后两三年内，广告专业遍及全国高校。

余教授的外表上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那副厚厚的黑边眼镜。余教授的眼镜深达1800度，这是由于他经常读书、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从不休息造成的。父母爱读书，受家庭的影响，余教授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父母要他睡觉，中午时就躲在蚊帐里看书，晚上就钻进被窝里看书。“别人活一生，我就可以活三生”，余教授如是说。 

 在个人信仰上，余教授信奉的是基督教，是一名著名的神学家。余教授著作的《圣经启导本》是一本用传播学理论来阐述、解释《圣经》的书。虽然售价贵达50美圆，但在国际上非常畅销。“只有《哈利波特》和余秋雨的书的销量能比得上”，余教授风趣地说。

余也鲁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首先提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人，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讲座）教授。他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余也鲁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78年9月出版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一书中写道：“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先生，目前正积极主持该中心的一项工作——‘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大力整理我国的传播遗产，以期能够推出一套完备的‘中国的’理论，并将我国的传播经验‘回馈’给外国人。”余也鲁认为：“中国的传学可以回溯到数千年，例如战国时代，七雄争霸，苏秦、张仪说服六国联合抵抗秦国，他们用了什么说服的策略？郑和七下南洋，没有发过一枪一炮，而威震番邦，所用的传统技巧在哪里？运河的建设，沟通了中原与南方，建立了文化的交流，……也许从这些历史文化的成就上，可以探讨出中国传播学的脉络。”郑贞铭认为：“这种研究方向是值得国内新闻界与传播教育界重视的。”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协办（系主任徐佳士教授）。余也鲁、徐佳士、朱立等30余位来自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大家用一周时间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会上，余也鲁、徐佳士分别宣读了《环境与传播》、《中国传统中人际传播特征初探》的论文；会后，朱立教授在《报学》（1978）发表了香港会议上《开辟中国传播研究的第四战场》的论文。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已有一些相关论文面世。例如，方鹏程的《先秦合纵连横说服传播研究》（硕士论文，1973），阎沁恒的《汉代民意的形成与其政治之影响》（1971），张玉法的《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1975）。

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第三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同前两次一样，余也鲁和徐佳士两位教授仍然是会议主办者和主席。两岸三地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民俗、人类学、经济学、新闻学、传播学学者22人向会议提交了专门论文，最后以《从零开始》为题结集于1994年7月出版。会议决定在二三年内集中力量写一本《中国古代传播概论》（1997年正式出版时定名位《华夏传播论》，37万字），编一套《中国历史上传播理论与实践资料选辑》　。

1997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第四次中国传播研讨会。两岸三地和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的社会科学学者38人与会，其中正教授（研究员）和具有博士学位者21人，博士导师4人，其余大多为副教授职称。会议收到30余篇论文和10余篇书稿提纲。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以往的传播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的传播活动和传播观念，试图从中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为建立科学的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播学”创造必要的条件。会议要求在1993年“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学术招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争取在1999年之前，由香港海天基金赞助编写出版一套“中国断代传播史”和一套“中国传播问题史”（或“中国传播观念史”），共计约20本。

《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

《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

《圣经启导本》

《传播教育现代》

《杂志编辑学》

《中国传播资料摘萃》

《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与郑学檬共同编写）

余也鲁与妻子

余也鲁自60年代末自善学成退港后，先后首创浸会学院传理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及广告与公众关系学科。在国家领导人和资深报人的支持下，乘改革开放之东风，适应国内传媒发展所需，以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应厦门大学之邀协助创立中国第一个以传播为名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开启中国广告教育先端。余也鲁中国广告教育奠基人。 创设专业及具体学科的设置方案，大多也是出自余老之手。他提出新闻传播系下设国际新闻及广告学两个专业。协助创立中国第一个以传播为名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国际新闻专业；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广告专业；开办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融入了电子传播时代。

余也鲁与朋友合影

中国传播研究起步较晚，而“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出则更晚。在台湾地区，第一部传播学著作是徐佳士教授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在香港地区，余也鲁教授在1978年首次译述出版了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在1980年出版了《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在大陆，虽然刘同舜、郑北渭、张隆栋三位先生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翻译发表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但研究性的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一年7月，郑北渭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引起了大陆新闻学界的兴趣。　作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传播学（简介）》，于1983年面世。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但是，这些还都不是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研究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1]  广告网 http://www.taiyuanad.com/news_show.asp?id=4312
[2] 新疆广告信息网 http://www.xjggxx.com/shtmlnewsfiles/ecomnews/532/2008/200841413101135323.shtml
[3] 文化共享 http://61.142.113.125:8339/datalib/2004/Character/DL/DL-20040311112845